艺术批评家杨卫
十多年前，我曾读到上海学者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一书。在那本书中，朱学勤以法国大革命①为反思对象，通过对卢梭的思想研究分析他的道德理想及其话语方式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给了我很深的启示。尤其是他对“善因”与“恶果”的悖论分析，即卢梭那种道德理想的“善因”，被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窃取之后，演变成暴力与专政的“恶果”，发人深思。就像他在书中指出的那样，法国大革命之后雅各宾派②的暴力执政，思想和语言的源头恰恰都是出资于卢梭的道德理想。他还举出了大量的例证，其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执政代表罗伯斯庇尔③在处死国王路易时的那一大段慷慨陈词，罗伯斯庇尔说：
人民的审判不同于法庭的审判，他们不作判决，他们像闪电一样地予以打击，他们不裁判国王，他们把国王化为乌有。路易应该死，因为祖国需要生。④
很明显，在能否处死国王的议题上，罗伯斯庇尔取用的不是法理，而是卢梭式的高调逻辑，即居高临下的道德仲裁。这也是我看到理性拜倒在雄辩脚下的一个最典型事例，通过这个事例我得到了一下警示：词语一旦被道德磁化，就会漠视周边的存在，而转化为天然的正义之声，对理性话语进行全面抹煞。如果我们引镜自照，对比一下中国的情形，“文化大革命”的暴戾，又何尝不是当初法国大革命的悲剧重演呢?
我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作为“文革”期间出生的一代，我只是与“文革”擦过一点点肩。但即便只是擦肩而过，“文革”的那种暴虐还是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冲击，尤其是那种极具暴力色彩的语言风格，至今回想起来，仍还令我心有余悸。言辞的粗暴与恶毒使人不寒而栗，如此过激的语言方式不可能凭空而出，必定有其制造的源头。那么，其源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被这个问题所困扰，不敢去直面。因为往上追究可以追溯到“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而“五四”作为一个自由与民主的新起点，恰恰是我所认同的现代文化基础。幸好是读到了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一书，他对卢梭思想与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实质予以悖论式的分析，不仅解开了我的胸中盘郁，也提供了我思考的新方法。于是，我这才有了勇气，敢于将“文革语式”的产生与“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互为因果的反思起来。
众所周知，白话文运动是一场顺应时代发展的语言变革运动，源头可以上溯到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不过，那时候虽然白话已经形成于书面并在民间流行，但并不为知识分子群体所接受。因为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里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社会群体，位居“四民之首”，兼有维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等级界限之义务。这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享有的特殊文化身份与特殊文化地位，这种特殊性使得他们必须要以理驭情来为现实树立某些公正的价值。所以，作道德文章成为他们的本业，也就从中发展出了一种令文盲大众无法染指的书面语言，即所谓“文言文”。并由此形成一种固有的知识制度，于社会生活的枢纽神经保证了传统生活态度的一代一代延续。
然而，近代以后，外来价值的颠覆，扰乱了原来的社会秩序，也动摇了知识分子原先所享有的那个社会基础。所以，他们不得不顺应时代，在知识传播上作出一些相应的调整。这是晚清出现白话文运动，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将目光下移民间社会的前提。也就是说，白话文在知识圈里的最初兴起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产生动摇有着直接关系，知识分子采用白话不是为了回到民间，而是为了更加便捷有效地传播知识，以巩固其失落的社会地位及其曾经捍卫国的那些传播价值观念。关于这一点，王国维在他1903年发表的《哲学辩惑》中已经有过提示，他说：
近世中国哲学之不振，其原因虽繁，然古书之难解，未始非其一端也。⑤
时至1897年，梁启超为“演义报”作序时又强化了一点。在那篇序言中，梁启超这样说道：
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各国皆尔，吾中国亦应有然。⑥
很明显，梁启超对白话文的倡导，进一步做了顺应时代的解释。于是，这才有了后来更加激烈的裘延梁，有了他在1998年“苏报”上刊登那篇著名论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并直接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⑦。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由低调进入到高调辐射，最终催生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及其传统价值的釜底抽薪。事实上，当1917年还在美国的胡适向“新青年”杂志投稿《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时，并没有意识到他这篇文章会对后世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他只不过是结合了梁启超等一些前辈们的思考，再加上自己在国外的切身体会，看到了中国的文学必须要建立“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即“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⑧也就是说，胡适对新文化的倡议，注重的仍然只是语体本身的变化，而不是与旧文化形成你死我活的对立。但是作为“新青年”杂志主编的陈独秀，却从胡适的刍议中看到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从中以自己的意志加以转化，最终演变成了“文学革命”的号召。自此以后，新文化运动出现了根本性转移，开始朝着铲除传统文化的方向发展，它为我们于千年传统的庇护之下重新打扫出来一块空白的新起点，而在这个新的起点之上只写着两个字——革命。
最先为革命吹响号角的先锋人物，当初陈独秀。他不仅篡改了胡适文学改良的初衷，也把吴虞⑨对儒家伦理的批判提高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最终发展出“打倒孔家店”的思想，从而将新旧价值旗帜鲜明地对立起来，转换了白话文运动的基本动因。即由原来的语体变革，转换成了意识形态的反抗。正如他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所力主的那样：
贵族的文学要让位给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0
这里，陈独秀偷换了一个概念，即把文言体变成了旧式贵族的专利，而白话文变成了新式民主的象征。由此，陈独秀把文学革命导向了阶级斗争的航道，也将一切旧的价值送上了历史的断头台。一石激起千层浪，陈独秀的言论虽然遭到一些旧派人士的反对，但却得到了许多新派知识分子的响应。钱玄同就是陈独秀的鼎立支持者之一，他在一封公开发表的《致胡适的书》中，把古文言斥责为文化暴政的工具。他说：
让我再坦率相告：为了中国不致灭亡，为了中国变为20世纪的文明之国，现在基本的任务就是铲除儒教和消灭道教。但是完成这个任务的先决条件就是毁灭作为儒家道德和道教迷信之根源的古代文言。11
在这封言辞激烈的书信中，钱玄同已经把文言语体看成了万恶之源，而它所承载的价值不仅会造成历史的倒退，甚至还会带来灭绝的灾难。至此，革命已铸成大局，开始向新的知识层扩散，愈演愈烈，最终汇集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尽管在这股潮流掀起之时胡适已经有所警觉，并很快作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2一文，希望对某些价值有所保留，但已无济于事。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再也不可能收回。甚至包括这期间还再教育部任职，埋头于故纸堆，整理古籍，钞古碑的鲁迅，也在这股浪潮当中经由钱玄同劝说，于1917年夏卷入“新青年”编辑部，并作《狂人日记》一文，猛烈批判传统文化的吃人“真相”。
尽管鲁迅加盟到了新文化运动的阵容，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的作起了批判传统文化的文章，但是，对革命的态度以及所能产生的效果鲁迅还是深表疑虑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稍后所作的小说《阿Q正传》中看出端倪。他写道：
“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13
从鲁迅这一段进入阿Q内心独白的心理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他正在经历的那长革命起先还是保持了应有的警惕。正如他对历史命题的反思最后只剩下了“穷人要革命，富人要保守”一样，发财致富成为后朝对前朝取而代之的革命动力，在鲁迅看来是一种历史的恶性循环。文学革命并没有逃脱这个循环，只不过是巧立了一个新文化的名目，实质上仍是“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的造反思想之于现代的翻版。这，是鲁迅认识的深刻，也是他理解的绝望。
1925年，一个寂静的夜晚，鲁迅依着昏暗的灯光，写下了如下的字句：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14
这段晦涩不堪的内心告白，吐露了鲁迅那种深不可测的绝望。此时，已是新文化运动初战告捷之后，借用鲁迅的话说是“古文已经死掉了，白话文还是改革道上的桥梁。”15而曾经战斗在同一条战壕里的革命志士们，却在这期间开始陆续分道扬镳，有的人，如胡适回到了整理国故的学术研究。这让孤独的鲁迅复归于先前的绝望，尤其是此前他的手足兄弟周作人与他反目，更使他倍感人生虚妄……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揣测鲁迅那一时期的心理变化，但自此以后，鲁迅很少再著小说，而改成了更为犀利的杂文写作，并且语言越来越冷酷倒是事实。我由此想，是不是因为对社会历史，对人生百态更深的绝望，才使鲁迅变得毫不留情起来，不仅只是攻击先前的旧党，而且还要攻击现在的青年16，真正成了“一个都不宽恕”的精神斗士呢?答案并不难找，其实就隐伏在鲁迅后来那些充满肃杀之气的言辞之中。且让我随便来引用一二吧。
1925年底，鲁迅作《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17一文，明确提出今后必须“改换”斗争的“态度和方法”，实行“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直道”，痛打落水狗。1926年，他作《学界的三魂》18一文，重申了对敌斗争决不宽恕手软的验证立场。说：“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正是顺着这样一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肃杀逻辑，鲁迅后来的文章越来越怒不可遏，发展到了令人心惊胆战的地步，而他的言辞也越来越辛辣刻薄，让所有斯文一扫而光。我还查阅到另外一篇鲁迅作于1926年的文章《旧事重提之三》，在那篇文章中，鲁迅抨击了守旧派反对新文化、维护旧文化的罪行，他说：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罪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世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19
这就是我看到古文已经死掉后，白话文还在改革道路上鲁迅注入的新语式。对于今天的许多中国人来说，这又是多么熟悉的语言方式呀，它像幽灵一样弥漫在鲁迅身后，曾经红遍大江南北，激起无数的阶级仇恨，最终将那“万恶的旧社会砸得个稀烂粉碎。”
1940年，也就是鲁迅逝世四年之后，身在延安的毛泽东站在意识形态的高度总结了鲁迅的价值，给予过鲁迅如下概括：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0
毛泽东的声音是最后的一锤定音，他把鲁迅定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之上，从此将多元的新文化探索纳入到一元的革命语境，最终形成了一种全民为之响应的阶级斗争新语体。以后发生的革命我们已经有目共睹了，市面上除了“毛选”和鲁迅的杂文可以通行，其他声音都被编进另册，落入了阶级斗争的冷宫。于是，这才有了“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有了“火烧”、“踏平”、“打倒”、“横扫”、“炮轰”、“油煎”，甚至“千刀万剐”等等之类粗暴言辞的打死横行。由此，我看到了一种新的“文革语式”，也看到了“善因”与“恶果”之悖论的一次大轮回。如果我们顺着先前梳理的那个发展脉络，不难找到它的源头，从根本上还是得力于新文化运动以来陈独秀，钱玄同，尤其是鲁迅“一个都不宽恕”的精神及其语言传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新的传统存在，革命获得了正义的合法性，而这样一种合法性，又从“灾难深重”的社会底层助长了血腥与暴力的无限蔓延。于是，所有旧人都成了打倒的对象，所有新人都成了嗜血的暴民。至此，法国大革命的悲剧越过时间的屏障，再也避免不了在神州大地上重演起来……
1976年，毛泽东与世长辞，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邓小平终于复出，并以他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启了另一个时代的阀门。人们习惯于把这个时代称之为“新时期”。“所谓“新时期”，是对应于“文革”而言的，新首先是新在思想上放弃“革命”的“凡是”21主义，由此动了“文革”的斗争基础，诱发过一场有关“真理”22的大讨论;其次是在观念上重新认识“文革”，从中拉开一道反思的帷幕，也直接推导出了“伤痕文学”23的出现。但真正与“文革”一刀两断，彻底决裂的还不是这些由主流媒体释放出来的声音，而是从更为隐蔽的灵魂深处喷吐出来的那种超越之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朦胧诗”24的崛起。我至今还能充满激情地背诵北岛发表在1978年的《回答》那首诗：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25
北岛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作为“新时期”最为响亮的第一声强音，不仅以他反叛的身姿剥去了“文革”的阴影，更为重要是他那理性建构的思想抒发，于“文革”的废墟之上重新寻找到清澈的汉语之源，给“新时期”奠定了一个崇高的精神坐标与语言基础。
历史就是从这里翻开了春暖花开的一页。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文化热”，即是在这样一个崇高背景下的全民充电，而更多的知识人将目光投向西方哲学，从中吸收思想能量与精神营养，亦是于“峡谷文化”26之下对自我意识的一种理性救赎。于是，“美学译文丛书”27诞生了，“走向未来丛书”28也诞生了……随着越来越多外来思想的引入，中国人的自由与民主意识被更深层次地打开了，由此对历史，对人，乃至对文化的反思进入到更高的理性层次，不仅孕育出了李泽厚的历史“积淀说”29，也孕育出了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30、“文学主体论”31和“国魂反省论”32，更孕育出了刘小枫的“诗化哲学”33。新一代中国知识人顺着这样一个由反省到超越的思想启蒙逻辑，本可以重建起一个通天的精神大厦与多彩的语言世界。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却拦腰相斩，折断了这个秩序重建的逻辑，将理性的起点与崇高的愿望再次毁于一炬。
1989年之后，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化”出路，即是从那个折断的缝隙中间泛起的一股沉渣。王朔不屑于与知识人为伍，自诩为“码字者”，表明了他对“新时期”以来的那种文化建构并无什么好感，而他的名句“我是流氓我怕谁”，更是反映了他对暴民思想的认同。这是1989年之后，知识上层又一次将目光下移民间社会。表面上看，王朔这次重返底层，好象是对权力社会的背叛，要跟白话运动的群众路线打成一片，但实际上与白话运动的基本原则已经完全背离，借用朱学勤的话说就是一种“倒果为因”。如果说先前那些白话运动的先驱提倡白话是为了更有效地传播某种价值，那么王朔的“痞子文化”恰恰是对这些价值进行诋毁后的一种反弹。他从“文革”的余毒中汲取革命营养，将知识上层的价值塑造与下层暴民对秩序的搅乱加以篡改，混淆权力政治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向知识群体内部抛砖头，不仅颠覆了“新时期”建构起来的那种崇高价值，也彻底违背了白话运动的初衷。在一次回答记者的提问时，王朔表明了自己的写作姿态：
先有语言后有语法。秦朝说的是潮州话，宋朝说的是河南话，汉语本来就是浪荡女子，纯洁就死了。骂别人是痞子，就像公共汽车上被挤了一下的女孩却自作多情地回头骂一句流氓，她以为她是谁。痞子一词是地主知识分子对劳动人民的污蔑，革命成功就在于打倒了某些人的优越感。34
这又是多么熟悉的一种语言方式呀。他让我再次联想到法国大革命，回到那下层的道德优先取代上层价值持守的革命广场，又一次看到了暴民思想对理性精神的戕杀。王朔正是从这里为“痞子文化”找到了赖以生根的民间基础。于是，他开始假借底层的名义将痞子形象混同于革命形象大摇大摆地生发出来，由下而上，激荡起了更多粗俗与暴虐的语言沉渣。
可怕的还不在于王朔，而在于王朔在“雪地里撒完野”的身后。理性的堤坝，遭遇到流氓痞子们的挖掘，一旦溃决，就会引起洪水滔天。正是在王朔身后，越来越多的粗暴言辞开始死灰复燃，跃然于纸上，成了当代汉语中新的批评语式，并且伴随着网络文化的兴起，堂而皇之地转化成了所谓批评的“民主与自由之声”。这不得不说是汉语批评走向当代的一个悲剧，也是白话运动的“善因”在当代中国结下的一个历史“恶果”。本来，谈论自由与民主需要有一个契约的前提，而契约是由语言理性规范起来的一种道德自觉行为，一旦语言失信，没了尊严，有会如同民主与自由脱去了契约这件理性的外衣，赤裸裸袒露的只会剩下兽性。法国大革命早已经演绎出了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幕，它将民主放任到广场上，最后收获的就是暴政。所以，无边的民主与语言的暴政是一个内在因果的关系，如果不把这样一个因果拆解开来，从中将历史沉积的垃圾掏干净，我们就寻觅不到那个纯净的话语之源，也就不可能真正踩在自由与民主的基石之上去建构起汉语世界的现代批评价值。
注释：
①法国大革命：18世纪末发生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是沿着上升路线发展的，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时期，从1789年7月到1792年8月，掌握的是的资产阶级与自由派贵族联合的君主立宪派。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象征封建专制制度的巴士底狱，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开始。君主立宪制控制的制宪会议虽然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但他们只为大资产阶级服务，根本不关心劳动人民的权益，农民的土地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1791年6月国王路易十六逃跑失败后，于1792年春又发动对法国的武装干涉，法国革命处于危机之中。第二时期，从1792年8月到1793年5月，当权者是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1792年8月10日，在吉伦特派领导下，摧毁了法国君主政体，结束了君主立宪派的三年统治，并把路易十六推上断头台。可是，吉伦特派未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引起人民的愤怒。第三时期，从1793年6月到1794年7月，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雅各宾派专政。在雅各宾派的领导下，法国大革命进入高潮。同时，雅各宾派实行了恐怖政策，出现过激行为。1794年7月27日，大资产阶级发动“热月政变”，雅各宾派革命专政被颠覆，法国革命上升线到此被打断。
②雅各宾派：参观注①③
③罗伯斯庇尔：法国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代表，是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的著名领袖，曾被列宁誉为“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罗伯斯庇尔在他的政治思想中跟卢梭一样，认为“权利平等是天赋的”，所以，他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建立一个符合人类理想的共和国。然而，在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间，他却提出和实现过革命恐怖主义和法制原则，认为“恐怖就是迅速的、严厉的、坚决的正义”，要用恐怖行动来“严厉而无情地惩罚破坏自由的罪犯。”
④见朱学勤著《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⑤王国维著《哲学辩惑》，首次发表于《教育世界》55号，1903年。
⑥⑦参见谭彼岸著《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
⑧见(美》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⑨吴虞(1871—1949)，字又陵，号爱知庐主人，四川成都人，五四时期的反孔英雄。
10陈独秀著《文学革命论》，《独秀文存》(上海，1922)，1卷，135—140页。首次发表于《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
11夏志清著《现代中国小说史1917—1957》(Ahistory of Modern Fiction：1917—1957)(纽黑文，1961)，10页。
12《胡适文存》，1卷，77—78页。
13鲁迅著《阿Q正传》，1921年。
14鲁迅著《希望》，1925年。
15鲁迅著《古文与白话》，1926年。
16见鲁迅致许广平信。收入《两地书》。
17收入《坟》。
18收入《鲁迅全集补遗续编》。
19收入《朝华夕拾》。
20见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
21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用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段话始见于1977年2月7日“两刊一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22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顿时掀起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声。
23以描写“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严重“伤痕”为主要内容，一般认为刘心武1977年发表的《班主任》是其发端之作，因卢新华1978年发表的小说《伤痕》引起争鸣而得名。
24“朦胧诗”是酝酿于文革期间，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正式出现于文坛的一种文学思潮，主要得名于当时官方媒体对其作品“晦涩”、“朦胧”的批评。最初以地下刊物《今天》为核心。代表诗人有北岛、顾城、多多、杨炼、芒克和舒婷等等。
25首次发表于1978年《今天》的创刊号上，后公开发表于《诗刊》，被广为传诵。
26语出美术理论家刘骁纯所作《峡谷与机遇》一文。原载《上海美术馆馆刊》1989年特一号，《江苏画刊》1990年第一期转载。
27《美学译文丛书》，李泽厚主编，1983年之后陆续出版发行。
28《走向未来丛书》，金观涛主编，1983年之后陆续出版发行。
29见李泽厚著《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
30见刘再复著《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31见刘再复著《文学的反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32见刘再复、林岗著《传统与中国人——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若干基本主题的再反思与再批判》，三联书店1988年。
33见刘小枫著《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
34《谁也拦不住我放狂话》，马友明与王朔访谈，见《北京青年报》1993年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