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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威︱面向“后人类”未来的人类——福山与斯蒂格勒的技术观述评

2021-06-12 16:49:08.116 来源: 《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作者:杨威


内容提要:在科幻电影中,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前沿发现已经在对人类提出本体论质疑。在现实中,面对生物技术的挑战,福山以警惕和忧虑的态度提出了捍卫人性的保守主义方案。斯蒂格勒则认为,技术是人类的义肢性存在,内嵌于人类的生命中,应当针对自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人类世”的技术时代进行逆人类世的抗争。梳理对照福山与斯蒂格勒的相关观点,有助于我们深化当下对技术和人性等方面问题的理论思考。

 

2017年上映的科幻电影《异形:契约》(Alien: Covenant)在片头的人物对白中说:“这一切,这些绝美的艺术品、设计与人类的智慧创造,都在人类的终极问题前黯然失色——我们从何而来?”随后的电影剧情其实在提出一个问题:人类不过是分子进化进程中偶然产生的副产品吗?如果人类的出现只是生物学上的偶发事件,并无特别的意义,那么人类和那些作为生物工程实验作品的“异形”又有什么区别?这部电影是2012年上映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的续集,深化和具体演绎了前作中已经表达出来的思想。在《普罗米修斯》中,已被不明生物侵入体内的霍洛威博士(Charlie Holloway)就说:“生命的创造没有什么稀奇的,谁都可以,只要有一段DNA序列和一部分脑容量就行了。”在类似的科幻电影中,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前沿发现已经在对人类提出本体论质疑,冲击着对人之为人的基本定义。在现实中,相关领域科学技术的进步也逐渐带来深刻影响,在学术界引发了让人无法忽略和回避的深刻讨论。这里选取福山和斯蒂格勒的观点进行探讨,以期在相互对照中深化我们的理论思考。

一、生物技术的挑战与保守主义的回应

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开始承认:“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终结,历史将不会终结。”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似乎正处于科技进步历史上的顶点时期,尤其是生物技术和对人脑的深入研究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生物技术主要涉及克隆、干细胞研究和生殖细胞系工程,以及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人类增强技术,这些技术有可能改变人类的本质并因此将我们引领进“后人类”阶段。同时,随着对大脑和人类行为的生理根源的了解不断加深、神经药理学的发展及其对人类情感和行为的操控、寿命的延长和基因工程的推进,二十世纪社会工程师和乌托邦设计师的粗糙工作将会被超越,社会政治发展的前景将与神经学知识和脑部的生化基础、与对人类行为的基因根源的理解和改造紧密关联起来。

福山的这些忧虑并非空穴来风,生物技术的进展已经呈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趋势。首先是脑科学的发展。如今,我们正在经历的不仅是解码或操控DNA的技术革命,而且是一场发挥潜在而全面影响的生物科学革命。分子生物学、认知神经学、群体遗传学、进化生物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的发展,从总体上扩展了我们关于人类行为根源和大脑的知识,也让我们有能力去操控它们。生物学进展已经能够从理论上为基因和行为之间的通路提供支撑,把基因作为控制人体化学反应的蛋白质密码,并有可能通过基因实验从根源上影响生物的高层次行为。普林斯顿大学的华裔生物学家钱卓(Joe Tsien)将一个与超常记忆相关的基因注入老鼠体内,结果确认该基因确实与记忆力相关,并让一只老鼠产生了超级记忆。其它的研究也在不断揭示基因与智力、犯罪、性取向等之间的关联。这意味着未来人类将面临由更多的优生学选择所带来的伦理问题。

其次是神经药理学的研究。就像打开发动机罩来拆解和改装汽车引擎一样,现代神经科学的进展已经让我们能够通过调节血清素、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控制人在感观上的快乐、自尊、害怕或者其它相关的感受。诸如百忧解(Prozac)和利他林(Ritalin)等情绪和行为控制类药物,事实上已经进入了处方药行列。百忧解可以有效增加大脑的血清素含量,改善抑郁、进攻性或自杀的倾向,甚至改变人的性情,使人更加自信开朗;利他林可以刺激中枢神经,延长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并产生一种愉快感,主要可以用来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失调症”,同时也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扮演起社会控制工具的角色。

再次是医学进步导致寿命的延长,并由此产生人口统计和社会整体的变化。退休年龄的延后、老年人口增加造成的经济负担、青年人在资源分配上趋于劣势、社会创新和变革受到阻滞等等,都是很容易观察和联想到的社会后果。无论在政治还是学术领域,寿命延长对代际更替无疑都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一个不无理由的担忧是,许多社会矛盾的诱因,已经开始由“阶级冲突”转变为“代际摩擦”。

最后是人类基因工程。这是一项最有影响力的生物技术进展。可以预见,如果这项技术得到广泛运用,人类整个物种都将会被颠覆式地改变。公正、道德和美好生活会随着技术对人自身的改造和人性的瓦解而受到挑战,新的控制公民行为的手段会得到巩固和强化,智商、财富的分配以及社会结构和全球政治也会发生深刻变化。正如福山所说:“也许,我们将站在人类与后人类历史这一巨大分水岭的另一边,但我们却没有意识到分水岭业已形成,因为我们再也看不见人性中最为根本的部分。”面对生物技术的挑战,尤其是对人性特征的改变,以福山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人士主张捍卫人类的本性,也就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之所以成其为人类的那些典型特征,从而与那种超出人的定义而成为“后人类”的可能性保持距离。

在生物技术挑战面前捍卫人性并非易事,需要在宗教、经济理性和哲学之间进行理论路径的选择。宗教为捍卫人性提供了最为明确的理由: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具有高于其它动物的地位。但是,宗教的局限在于它只能提供一种来自信仰的直接动机以及来自直觉的道德训诫,更重要的是,在现代世俗世界,宗教已经让位于科学理性主义了,并不具有普遍的说服力。功利主义提供了清晰直白的分析框架,却同样不具有普遍的说服力。个体的收益计算,不仅无法抗拒对生物技术改变人性的趋势,甚至可能促使有些人铤而走险突破规范。比如,如果犯罪的收益大于成本,单纯功利主义计算就会让罪犯获得足够的动机做出行动。宗教直觉和经济理性无法应对生物技术挑战,而从哲学上的思考也颇为艰难。道德形式主义只注重程序公正,认为任何理性主体,哪怕不是人类,都享有同等权利,这样就漠视了特殊的或具体的人性规定;道德个人主义则将权利交给个人,认为只要对自己的意义世界和行为后果负责,无论是选择人兽基因杂交,还是人机融合的赛博格(cyborg)身躯,几乎都是可以的,这最终导致人性问题上的虚无主义;自然主义者则以生物学和人类学为基础,认为人性的实质性内容是由人的物理体征和行为特征构成的,但在这种视角下,人类却只是一种大自然环境中无止境进化的物种,失去了神圣性意义。福山的观点属于自然权理论,即认为权利来自自然,来自人的本性(nature),而人性就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典型的行为和特征的总和”。这种观点把人性当作了一个由各种因素组成的集合,一个处于复杂的相互联结状态的整体。生物统计学意义上的人类遗传特征,比如身高、智商区间以及行为领域的政治活动、心理领域的复杂情感、精神领域的灵魂存在,共同构成了人和动物、人和机器之间的区分边界。

作为美国总统生命伦理委员会的成员,福山的主张是要采用政治手段“管控”那些让人不寒而栗的新技术,防止灾难降临到人类的头上。这种主张虽然能在政府决策层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正如已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自然科学的发展会不会颠覆对于人这个物种的理解,如何保持研发优势和平衡国家利益,这些仍然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福山的观点并没有在学术界得到很多响应,尽管如此,技术进化有可能导致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灭绝或某种超人类物种生成的看法却是很多学者持有的共识,也是笔者在本文开头时提到的这类科幻电影热衷于表现的重要主题。


二、技术的义肢性存在与逆人类世的可能性

福山试图在生物技术挑战面前划清人与动物、人与机器之间的边界。相比于这种保守主义观点,法国学者斯蒂格勒(Bernad Stiegler)则把技术本身作为人类的义肢性存在,换言之,就是把人类视为一种天生的技术生物,认为技术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就内嵌于人类的生存中,如影随形,根本就不能够分割。基于这种作为技术生物的人类观,斯蒂格勒进一步提出了要探索“逆人类世”的可能性。

斯蒂格勒把自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技术时代称为“人类世”(Anthropocene,也译作“人类纪”)。在人类世的发展进程中,资产阶级被资本逻辑裹挟着进行疯狂掠夺,普通人则被广泛地无产阶级化(proletarietization),人的存在遗迹在外部物性存在上保留而形成了“第三持存”(tertiary retentions)。人类世的“第三持存”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先是19世纪劳动者手工艺的总体性的丧失,“机械的第三持存”掏空了劳动者的技能,工人身体向机械踪迹屈服而导致“技能的无产阶级化”;然后是20世纪所有消费者生存认知力被剥夺,消费文化成为资本增殖的完美共谋,“模拟的第三持存”掏空了人们的认知能力,通过广播电视的模拟踪迹导致“生存技能的无产阶级化”;目前人类所处的21世纪则是全民记忆时间的被掠夺,后工业技术体系构成了以所有人的时间和注意力为运作对象的记忆装置,数字化资本主义对人类意识进行编码,剥削的对象不再是工人的劳动时间,而是人类普遍的记忆时间,“数字化的第三持存”造成系统化的愚昧,由此超级工业社会正在经历“理论知识的无产阶级化”。超级工业社会对应于正在发展的信息时代,人类在这个时代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实时地处理几十亿千兆数据,并建立起了遍布全球每个角落、渗入社会几乎每个体系的数据收集系统。然而,这种基于数字踪迹自动生产、“大数据”极速运转的自动知性分析能力,却可能造成人类理性作为一种综合能力的短路,进而造成大量的在数字化资本主义时代的网络生存中作为心灵无产阶级的乌合之众。

对技术进行深入的哲学分析是讨论“人类世”的关键。斯蒂格勒认为,相比于海德格尔把握技术的形而上学意义、哈贝马斯分析技术的方法论本质,更为重要也更为深层的问题是技术与时间的关系。“当今技术的高速发展引起了时间化(事件化)内部的断裂,伴随而来的是非地域化过程,这就要求我们重新认识技术性问题,并使技术问题和时间问题的结合显得非常突出。”斯蒂格勒由此以技术和时间为交织线索追溯了存在论意义上的人类生命起源,他的核心观点是:“作为时间赖以产生的原始缺陷的标志,有机化的无机存在者在对速度的征服中是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构造因素(即现象学意义上的构造)——其中速度‘先于’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是速度的组成部分。生命就是赢得能动性。技术作为一种‘外移的过程’,就是运用生命以外的方式来寻求生命。”这里所谓的“原始缺陷”,可以根据古希腊神话故事来理解,指的是爱比米修斯在分配生物机能时对人类的遗忘。众神完成对动物的创造之后,委托普罗米修斯和爱比米修斯给每一种动物适当地分配一定的性能,爱比米修要求普罗米修斯把分配的差事让给自己,分配完成后再由普罗米修斯来检验。爱比米修斯按照机会均等的原则,留意不让任何一个种类的动物灭亡。例如,他给某种动物以力量,就不给速度;有的动物形体弱小,就让它们行动迅捷;有的动物获得了尖齿利爪,而无爪牙之利的动物则获得了更适应环境和自我保护的性能。但是,爱比米修斯也是遗忘之神,不够谨慎。当他把各种宝贵的性能在其它动物身上分配完之后,却还剩下人类一无所获,被他遗忘了。此时,普罗米修斯也来检验分配的结果了,他看到其它动物都各获其长,唯独人类还裸露而无助。“人类走出地底迎见天日的命运就要来临。为挽救人类而操劳的普罗米修斯从赫菲斯托斯和雅典娜那里盗取了技术的创造机能和火(因为没有火就无法获得和利用技术)。就这样,他送给人类一份厚礼。人类从此获得了可用于他生命需要的理智。”按照神话传说,普罗米修斯也因此受到处罚,因为他为了弥补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而偷盗,这个过失就是爱比米修斯的遗忘造成了人类的原始缺陷,而普罗米修斯的弥补方式就给人类以火和技术。技术是人类生存的条件,而技术的力量也意味人类的无能,是对于人类在性能分配时“手下一无所有”的原始缺陷的弥补。技术是无机存在者,但同时也是有机化的无机存在者,是在人类先天机体之外补偿自身机能缺陷的“义肢”。技术介于有机物和无机物之间,是把无机存在纳入到人的生命过程中,也是运用生命以外的方式来寻求生命。技术是对于原始缺陷的弥补。时间则是由原始缺陷而缘起,那个人神同席而饮、人类尚未降临之前的黄金时代,“是一个时间之前的时代”。人类的起源则是作为有死者的人相对于不死者的神的偏离,人类的存在因此就体现为一种消亡过程。“在发生过失之前,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旦出现了过失,一切又都消失了。”人既具有一部分神性,又在走向消亡。甚至可以说,人类就是神性正在消亡的这个消亡过程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蒂格勒指出,讨论人类的起源必须谈论死亡,人类的起源学说就是“死亡学”。

在斯蒂格勒看来,相比于人类的生物种系进化与生物遗传性持存,人类的文化记忆才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最重要的支撑点,这就是人的后种系生成(épiphylogénése)。斯蒂格勒提出的这一独特概念,是由表示“在……之上”或“在……之后”的epi加上phylogénése构成的。phylogénése是生物学用来表示一个种系发育生成过程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一个物种的一切特性一般都已经被包含在胚胎或种子之中,物种的生成过程不过是通过不同阶段的发育展示其与生俱来的特性。后种系生成的概念则表示,一个物种的特性并非从一开始就全部被包含在种之中,而是在后天生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技术的发展就是一种后种系生成的过程。它没有一个最初的种,是有机之外的无机存在者,在历史中不断演变和拓展自身。人把技术作为自己的义肢和代具,决定了人类必然随着技术的发展历史而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就自身的属性。按照勒鲁瓦-古兰的观点,“工具——即技术——发明了人,而非相反,人发明工具。换言之:人在发明工具的同时在技术中自我发明——自我实现技术化的‘外在化’”。这也构成了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动物只有自然的物理时间,有机物的生命只有通过遗传基因复制自己的有机生命信息;人的存在却拥有历史性的时间,能够在生命有机物消失之后,以后种系生成的方式在工具和文字的延续中不断积淀。

对此,斯蒂格勒提出要发动一种“逆人类世”(Neganthropocene)的进程,也就是逆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潮流而动,积极建设一种巴塔耶式的新的经济模式,即贡献式的经济(Economy of Contributions)。近年来,他在法国成立的组织或机构,集合了工程师、哲学家、经济学家等不同背景的人士,试图寻找一种新的工业精神和后工业社会发展的前景,并“从根本上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的奴役,建设一种全新的知识共产主义”。在斯蒂格勒的观念中,技术是具有两面性的,既意味着对人类的奴役,也蕴含着使人类摆脱奴役、得到解放的可能。他所做出的努力,可以被视为一种对现代技术的有针对性的改造与转换。通过这种努力,斯蒂格勒要倡导一种“逆人类学意义上的智性生命观念”,希望人类能够研究和了解生命以便操持生命。这种观念,要求根据宇宙规律来理解诸如生物学、生态学、经济学、器官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形式,并“重新思考这种器官学的意义上的经济学和巴塔耶意义上的一般经济学”。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要把人类放回到宇宙之中,并且不是放到宇宙的中心,而是让人类作为一种由宇宙演化产生的有机部分弥漫性、境遇性地处身其中,犹如作为宇宙的一个内部器官而功能性地存在着。这种更具有普遍性的经济模式,自然也就要求摆脱以功用性生产为目标的占有型经济,从宇观普遍视角出发,像太阳释放光热而不求回报一样,进行生命能量的释放和给予而不求获取,最终把逆价值生产的纯粹的耗费活动作为生命的真正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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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性化的技术与技术性的人类

如果说福山关于后人类的担忧是面对技术进步希望保有人的所谓核心本质的话,那么,斯蒂格勒则是在指出,人类本身自起源就是一种技术性的存在,技术内嵌于人类的生命中,并已经创造出了作为人类世的历史。按照斯蒂格勒的思路,与其像福山那样致力于保持启蒙理性赋予人的核心本质,用人性化的力量驾驭技术的发展,倒不如努力走出人类世的数字化全球技术体系的末路,进行逆人类世的抗争。这里所涉及的关于人性和技术等方面的深层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厘清。

在关于人性的看法上,福山与斯蒂格勒之间体现出是否具有理论思维的历史性和批判性的差别。福山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提出捍卫和维护人性,努力使之在人机互动、人与动物及自然的关系中保持纯洁。然而,这一想法不仅不合乎当代各国竞相发展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实际情况,从思维方式上看,似乎也没有完全摆脱“历史终结论”的窠臼,而体现了一种静止的人性观念,没有在历史演变中批判性地把握议题。相比于福山,斯蒂格勒显然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更为熟稔,并且进行了精彩生动的运用和发展。福山试图运用生物统计学意义上的综合方法,捍卫一种对于人的实体性界定。在马克思那里,对人的界定却没有强加抽象、直观的预设,而是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加以把握。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在历史尤其是社会生产的历史中,只能从劳动过程中的社会交往与协作的发展中来把握人的生命表现,而不能给出固定、具体的答案。福山希望捍卫人性,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阶段,“异化劳动”造就的是人类生命的沉沦,“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这样的人性状态还需要捍卫吗?显然不需要。比起福山捍卫稳定的人性,斯蒂格勒更关注“人的发明”,并把技术学和人类学放在一起,在共同的演化中进行考察。他把资本主义技术时代称为“人类世”,指的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地有人类这个单一物种给地球带来如此巨大变化的时代。科学家们通常把“人类世”的起始年代定为1784年,也就是瓦特发明蒸汽机那一年,或者1800年,也就是19世纪开端这一更能代表工业化大发展的年代。斯蒂格勒借用这个概念,意在指出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技术客体是一种悖论性存在,既是人类依仗的力量,也能架空人类,甚至导致人类的毁灭。针对资本主义技术发展的悖论性特征,他进一步指出,必须借助技术自身的作用寻找出路。显然,从历史性维度出发,就应当超越福山意义上的人本主义,不是单纯地保存恒定的人性,而是激发和探索人类更为美好的生存状态。

在关于技术的讨论中,福山与斯蒂格勒之间存在着以外在性视角还是内在性视角看待技术发展的差别。福山曾经蜚声政经界,后来又跨界到科技领域,这种学术背景使他对于技术的观察往往采取相对而言较为外在的视角,即主要不是致力于讨论如何推动技术本身的发展,而是表达一种对技术发展可能造成的道德与政治影响的担忧,并试图依靠外部力量驾驭或者遏制技术的发展。在美国总统生命伦理委员会关于是否为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生殖性克隆人研究提供政府资金资助等重要的决策活动中,他都行使着投票权,并属于持否定意见的多数派。可以认为,在福山这里,技术与人性是各为实体并且两相对立的,因此,技术的问题不能通过技术自身的发展来解决,而必须依靠人性的力量来裁定。相比之下,斯蒂格勒则赋予技术以深刻的生存论意义,把技术看作人类的后种系生成和非生物构序的外部义肢实存。技术从一开始就深深嵌入到了人类的生存之中而成为人类生命的一部分,并且是体现人类力量、不断生成发展的一部分。与此相对应,人的历史也是从动物本能之外的义肢性技术开始的。“人类是人工性和技术性的,也即是说他们不能在自身找到意义,而是依靠他们制造、发明的义肢:这意味着他们是自由的同时注定漂泊,也即是我所说的本原的失向。他们要发明他们的彼在,他们的存在。”人依赖技术,创造技术,与技术共在,也存在于技术之中,通过技术建构整个世界。技术客体似乎具有自主性,生成了一种不同于地理环境和简单生活场景的“组合环境”。斯蒂格勒对于技术的看法显得更为深刻,并且倾向于最终通过技术自身的发展才能创造新的未来。

通过梳理不难发现,无论福山还是斯蒂格勒,对于人性和技术的讨论都是交织在一起的。福山与斯蒂格勒都主张对技术进行批判性的把握,但在实际操作上,福山的方案其实是运用政治的力量表达人性诉求,对技术进行外在调节;而斯蒂格勒则自觉与体制性的力量保持距离,在技术内嵌于人类生命的理论提前下,运用技术本身的悖论性力量寻求突破和解放。在此基础上,福山与斯蒂格勒在具体实践方面也有一些具有启发性的差别。福山提倡国家出手、政府管控,对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进行控制,具体说来,就是由具有国际领导地位的美国先从国内管起,然后推向全球;斯蒂格勒则更加身体力行地行动起来,依靠民间力量开展一种数字化的共产主义实践。据悉,斯蒂格勒不仅在巴黎蓬皮杜中心成立了研究与创新研究所(Insititut de Recherche et d’Innovation, IRI),致力于发展在资本控制之外的贡献性免费软件,而且跟一些志同道合的工程师、编程人员发展了不少以非营利性合作为主题的软件,包括音像材料的合作性评注、基于推特的学术辩论平台等,试图以此构建一种新的互联网结构。目前还很难说福山代表的保守立场、官方路径与斯蒂格勒代表的激进立场、民间路径孰优孰劣,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两种努力都在试图避免人类被技术绑架或掏空的命运,都在探究和守护人之为人的部分并使之焕发光彩,都在为面向未来的人类探索一种更美好的未来。


四、结语:面向“后人类”的未来

事实上,福山与斯蒂格勒是处在两个极端的代表,一个坚持人文主义的信仰,主张以人性驾驭技术,另一个则颠覆启蒙运动以来所定义的人的观念,从技术中寻找根源与出路。这种围绕后人类主义出现的不同思想取向的碰撞,最终为我们重新反思人类自身提供了契机。

“后人类”是一个前瞻性的反思概念,从中折射出的是面向未来的不同态度。无论在娱乐性的影视作品中抑或在严肃的学术领域,有关后人类的议题都成为激发人们思考和争论的催化剂,一时间众说纷纭。但在众声喧哗背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对这个议题的讨论总体上是对社会发展各阶段不同态度的表达。福山借助“后人类”概念表达对技术发展富有预见的忧虑以及捍卫人性的保守主张,而作为对未来发展趋势的一种展望,福山传递的其实是充满警惕的批判态度。同时,作为美国的政策参与者和思想代言人,福山的批判态度不是要取消技术,而是要更好地实现对技术的运用和驾驭,为统计学意义上的抽象人,也为资本的代理者服务。与福山不同,斯蒂格勒游离在资本主义体制边缘,甚至抢过银行、蹲过监狱,因此,他不是站在权力巅峰思考体制的运行,而是置身底层从总体上反思整个资本主义体制。对于斯蒂格勒来说,真正值得警惕和批判的却是“人类世”。人类的力量对自然环境的改变程度超过了自然本身所能承受的程度,而技术是人类力量的载体,同时也具有内在于人的生存论意义,在自成体系的运转中绑架和掏空了人类的生存内容,为此,必须进行逆人类世的反抗。人类重新定义自己的契机,也就隐藏在对使用什么样的技术、如何使用技术等问题的实践性回答之中。如果的确有一种后人类的未来的话,斯蒂格勒无疑更愿意张开怀抱迎接它的到来。由此可见,斯蒂格勒在批判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传递出的是一种更为积极乐观的态度。

关于后人类的讨论,最终还是要回到对人类自身的审视与省思。福山认为存在一个人类与后人类的巨大分水岭,甚至担忧我们已经站在了“后人类”这一侧仍不自知。但是,今天的人类真的成为后人类了吗?即使有一天我们成为后人类,我们又将如何称呼自己呢?显然,人类始终还是人类,只不过发生了一些极为重要的变化。正如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所说:“后人类并不真正等同于人类的终结,它只是指向某种关于人的看法的终结,这种看法将自身视为是自足的存在,可能通过个人主体性和选择力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身处范式性/随机性的辩证之中,落脚在具身化的实在之境,而不是附着在非具身性的信息之上,后人类为智能机器语境下的人的表意提供了反思的资源。”海勒这番话,主要还是针对信息时代的人类文明。事实上,对人自身的反思与追寻贯穿着人类发展的各个时代。人类对自身的理解,也是一个不断重新定义又不断重启的无止境的过程。换言之,在历史长河中永不停步,永远在定义和不断重新定义自身,这才是人类的特质,也才是“后人类”概念的真意。

在这个意义上,把人类与“后人类”联系在一起来理解才是完整的。福山关于“巨大的分水岭”的耸人听闻之论,实质上是把人类与“后人类”作为两个阶段割裂开来了。把人类与“后人类”联系在一起来理解,则是要看到人类生存本身所具有的不断自我超越的开放性。正如斯蒂格勒推崇的法国学者巴塔耶曾提出的,我们不仅应当探索一种贡献式的经济模式,超越以自我为主体的占有,主动向大自然回馈付出,而且应当在生存论上也不断打破自我的确定性,设想将自己从自身中抛弃,在生存的边界上继续向外拓展。他主张以非知(non-sovoir)通往迷狂(l’extase),作为“最后的人”呻吟诉说:“可能我还活着就被埋葬在坟墓中了——这最后的人的坟墓,这个痛苦不幸的人,在他自身中脱离了存在。……直到(不是迷狂而是睡眠的)某种境地:扼住自己的喉咙,无法解决的谜,接受睡眠,星辰闪烁的宇宙环绕我的坟墓,赐予它荣耀。”如果借鉴巴塔耶的生存论思想看待这个讨论,那么,比观点之争更重要的就是争论本身所体现的人类自我认知的超越性成就。事实上,能够提出对于“后人类”未来的忧虑,也许正是人类的了不起之处。人类应当始终保持对自身存在方式的反思能力,保持面向自身之外的生存张力。当我们以这样的姿态看待自身以及世间万物之时,就自然要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限制,转而不断重新认识和定义自我,从去中心化的角度反思人类文明,与他人、动物甚至机器建立和谐的关系,在这个饱经沧桑的地球上努力创造足够容纳众多物种的和谐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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