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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端廷|备受争议:艺术批评如何找到存在感?

2020-01-20 17:00:19.5 来源: 刊于《艺术市场》杂志2020年1月号 作者:王端廷、屈婷

回首过往,展望未来,年末年初盘点总结是各行业之惯例。就中国艺术市场而言,2019年似乎是近些年最平淡无奇的一年。当然,在艺术市场生态看似平淡的背后,调整或蛰伏亦是一种状态,何况这一年在行业的不同方向中也有一些重要的事件和话题反映出一定的趋势变化。 

本刊约请行业内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梳理各自领域的代表性事件,呈现各自的观察和研究成果,透析行业变化及趋势,从而以多重视角展现2019年中国艺术市场的生态之变。



王端廷(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外国美术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回顾2019年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以“佩斯北京的关停”和“叶永青抄袭事件”的影响最大,不仅反映出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的变化,也让当代艺术的发展再添寒意。艺术批评在当代艺术发展中的作用既不能高估,也不能低估,它与当代艺术创作一样,都受制于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两者是一种共生关系。  

民营资本对当代艺术的投入减少

2019年的中国当代艺术,无论是创作、展览还是市场都在持续走低,这跟整体的经济形势有关。我们能明显感到民营资本对当代艺术的投入在大幅度降低;另一方面,很多地方政府对公共艺术的支持在明显增长。

从本质上讲,当代艺术是市场化的艺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市场经济、没有民营资本,中国当代艺术就不可能如此发展繁荣,艺术市场对当代艺术的发展有决定性作用。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在2005年至2008年达到顶峰,一度频繁出现天价艺术品,但从2008年经济危机至今的10多年中,市场持续走低,尤其是最近几年,行情急剧下滑。其中,受影响最直接的是艺术机构和艺术家——大量的民营美术馆和画廊倒闭,年轻艺术家的生存现状愈加艰难。

以北京798艺术区为例,几年前就有韩国画廊陆续撤离、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被抛售,直到2019年的“佩斯北京的关停”,都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萎缩的体征。

2019年“佩斯北京关停”

与此相关,民营经济和艺术市场的萎缩也对艺术批评产生了影响。在民营经济和艺术市场的繁荣时期,大量民营美术馆和画廊涌现,并带来了大量当代艺术展览和学术研讨活动。随着经济下行、民营资本的撤离,当代艺术的展览和研讨会也相应减少,批评家与艺术家进行学术讨论与交流的机会也日益减少。

第十三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于2019年11月9日至10日在广州美术学院举办,本届年会的主题是“批评视野中的艺术机构”,主要讨论艺术批评与艺术机构之间的关系。艺术机构是当代艺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机构包括美术馆、画廊、艺术出版和艺术媒体,这些机构尤其是民营美术机构与艺术批评之间的关系颇为密切,但本届批评家年会的主题设置与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起伏没有必然联系。

批评家年会的存在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尤其是艺术市场兴起的产物。相比往年,2019年的批评家年会第一次由民营资本的支持转变为广州美术学院的官方助力,这是十三届批评家年会举办以来的显著改变,也恰好印证了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中民营资本萎缩的现实。

总体来说,2019年的艺术批评没有本质上的变化。我一直认为,艺术批评在当代艺术发展中的作用既不能高估,也不能低估,它与当代艺术创作一样,都受制于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两者是一种共生关系。

艺术批评家是艺术的裁判员

作为2019年的年度事件之一,“叶永青抄袭事件”曾一度引来各方关注,被认为是中国当代艺术界的最大丑闻。其实,艺术抄袭现象古今中外都存在,美国知名当代艺术家杰夫·昆斯也曾遭遇抄袭的指控。而在网络化的自媒体时代,“叶永青抄袭事件”的负面影响无疑被放大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该事件的发酵与叶永青本人的应对失策有关。对此,我认为应该从艺术家本人和社会反响两个方面来看。

如果没有比利时画家克里斯蒂安·西尔万的曝光,作为批评家,我们原本不太关注甚至没有注意到叶永青的这批作品,因为这些作品只是他创作中的极少部分。抛开这些作品,叶永青仍然具有个人的艺术成就和创造性的成果,例如“大鸟”系列作品。

我觉得,如果叶永青当初能够及时采取以下措施就不会引起舆论的发酵:首先,他站出来向公众、艺术界、收藏界和批评界道歉;其次,他申明辞去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的职务;第三,他承诺用新作,譬如“大鸟”系列作品,替换藏家手中被认为是抄袭的作品。如果采取了这样的应对方案,我相信叶永青的艺术地位、影响以及市场不会受到根本性的影响。当然,对于大众而言,不能因为该事件就轻易否定中国当代艺术40年来的发展成果。

艺术批评家是艺术的裁判员,独立、客观和公正是对批评家最基本的要求,但在很多情况下,艺术批评难以做到绝对的独立、客观和公正。因为人是社会动物,加之中国的艺术批评兴起和发展的时间并不长,艺术批评必然会受到政治、经济和人情的影响。

第十三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于2019年11月9日至10日在广州美术学院举办

以个人展览研讨会为例,批评家的发言或多或少会带有人情色彩,这种现象一度遭到社会各界的诟病,认为批评家是“表扬家”、批评家只说好话等。但就我个人而言,我会努力发掘艺术家的优点;对于他们艺术创作上的不足,我可能不会在个人研讨会上公开抨击或批判,毕竟伟大的艺术家总是少数,大多数艺术家并非那么完美,而艺术界本身也是由不同层次的艺术家所组成的一个复杂生态圈。

艺术批评对艺术发展的作用有两方面的职能:一方面是对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进行定性判断,譬如对40年来各种艺术流派如乡土写实主义、政治波普、文化波普、玩世现实主义和卡通一代的定性和命名,都是批评家的功劳。另一方面是艺术价值判断,即标榜或肯定某种价值,而排斥、否定另一种价值,这是艺术批评更高的一种责任。

艺术批评是艺术价值的初审,艺术史是艺术价值的终审;艺术批评是做加法,艺术史是做减法。艺术批评家总是不断发现新的艺术家、新的艺术现象,而这些新的艺术家、新的艺术现象的价值有高低之分,至于能否留在艺术史上,最终裁判权在未来艺术史学家的笔下。艺术批评的优势在于它跟艺术家是同时代的,能够直接面对新的艺术现场,但其不足之处是会受到政治、经济和人情的影响,所以可能会有损批评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相反,艺术史家是对已过往的艺术家、艺术作品的价值进行评判,可以避开批评家所遭遇到的约束和局限,做到更加公正和客观。所以有这样一句话: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今天的艺术价值究竟如何,可能有待于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的艺术史学家来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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